不过
2018-09-03 13:44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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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自己的孩子不尽客观,但我女儿才6岁,有时学得会比较快,同样一段话听几遍就能背。在礼仪上,她也能在客人来时恭敬端茶。可我不会硬性要求她学多少国学知识,那样反倒又会变得功利。她能学到什么程度都看她自己,我不去强求,她怎么比较丰美地过好一生才是重要的。

朱永新认为,现在教育是封闭的,教育改革第一步就是要敞开大门。他甚至提出,进一步建好教育资源网,国家应该建一个资源平台,让大家可以通过网络随时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

张友建三岁的儿子便是在书院上学,张友建送儿子去幼儿园没多久,就有些无法忍受。“第一课就是让孩子学会规规矩矩,把手放在桌上不动,不让说话议论。”

新式教育的探索在株洲早就蠢蠢欲动,除了传统国学,还有西方办学理念,且都是独立的全日制教学方式

另外讲国学的人一多,也会鱼龙混杂,尤其是为企业做培训这块,有的人根本对国学不了解,无非是“把人教老实听话”。我听过两次,发现有些人或讲似是而非的东西,或灌心灵鸡汤,或偷换概念,可以说传播的是一些误读。这要求我们多了解一些常识。

少年成名,处在巅峰的他,却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清醒认识到自己“底气不足,根基不牢”。2006年,他向单位请假,“投奔”在上海读书的朋友,在复旦大学旁听3个月的文史哲课程。回到株洲后,何山接着做节目,但此时心态已经改变,不再能认同节目娱乐化的热闹。“我会在节目里针砭时弊,醒世喻人,不像做节目,倒像在做教育了。”

张友建认为,“学校应该让孩子彰显个性,而不是扼杀。更为可悲的是,大部分家长依旧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如今,何山已经在岳麓书院读了两年书。虽然自己多年来一直保持有读书的习惯,但是重返校园--特别是岳麓书院这样的千年学府,仍给他带来了别样的感觉。“去上课的时候,推开木门,只需那‘吱呀’一声,就很有感觉。”一千多年年以来,包括理学大师朱熹在内的众多先贤,也曾推开这同一扇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怀有着这样理想,求学治学,经世济民。浸润在这种延绵文脉之中,何山的内心也难免升起一种使命感。我感觉,这或多或少与他后来决心办起私塾有些关系--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也避谈“使命”二字。

随之到来的挫折、质疑、焦虑也却让人陷入沉思,“新式教育”到底是当前教育制度的改革完善,还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记者:对于如今的私塾教育,您是否有了解?

何山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但也还是有点心怵--毕竟,他大专读的是外语专业,本科文凭是自考的法学,现在却要教学生考研究生。第一次上课的前夜,何山辗转难眠,好不容易睡着,又梦见上课时课堂空无一人。但他毕竟有着多年的主持人经验,也有着良好的读书习惯--老到的表达技巧和广阔的知识面帮助了他,临到正式上课,他捏一只粉笔上了讲台,滔滔不绝讲到了下课。后来有学生告诉他,“第一次遇到这么牛逼的老师,什么都不带就敢来上课。”

一份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家上学儿童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现已占适龄上学儿童总数的3%。美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承认“在家上学”孩子的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成绩。

一些西式教育也在株洲兴起,一年多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肖英在珠江丽园小区开办了方舟书院,除了传统国学,肖英还引用德国华德福理念办学。在国内,华德福理念成立的学校早就遍地开花,而且大部分均是非盈利教育机构。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决定,不过他当时想,无论怎么考,无非是在原典里出题,而那些典籍自己经常诵读揣摩,想来问题不大。考试结果一出来, 150分的中国哲学,他考了148分。

邓菲出生在浏阳农村传统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家教家风均很严。“当时赚了钱却发现人生很空虚,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在社会中感觉自己是异类。同时也觉得愧对自己的儿子,因为经商从未在意过他的教育。”

“不会做大,但是想做久”

为了推广国学教育,2001年,潜心研读了多年传统文化经典的童心与妻子双双离职,成立 “株洲市君德苑传统文化传播中心”,开始专心从事儿童经典教育。这是全国最早进行儿童经典教育的机构之一。

株洲晚报3月16日讯(通讯员 赵露 李军)在家上学、现代私塾等“非典型教育”方式的兴起,根源在于对应试教育模式的不满,是人们对中国教育不满的表达,也是放进池子里的“鲶鱼”。它们在为市场提供个性化、多元化教育产品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呼唤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化。

如今,新式教育在株洲依旧不被人接受。我所了解株洲的新式教育学堂中,肖英的书院人数最多,但也仅有二十余人。我们太多的东西与当前的教育理念相悖,因为得不到大部分家长的认同,在株洲没有主流市场也在情理当中。

朱景明的生活遇到了难题,他的学生从最多时的20人降到了如今的5人。为了避免出现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新式教育往往要投入更多的师资和资源,邓菲家中有15名学生,但老师就有7人,开支也大。

下一页:逃离应试教育

童心是株洲儒学会会长,专注国学传承多年,但最早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在十余年前,不顾众多亲人反对,把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从学校拽回了家,让儿子在家上学。童心的抉择无人能阻拦,“孩子的教育,我说了算”。此后,儿子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均由童心负责教育。

少年成名,却难得清醒

何山:我知道云南、山东等地有一些私塾,有些还是全日制的,他们尝试着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构建更为完善的教育生态。有的学成以后学中医、开琴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尝试。说到底它还是一种“精英教育”,普通人家的孩子学的不多。私塾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有一定知识,不了解国学经典但知道它是好的,也有能力让孩子去学。

2005年,邓菲淡出商圈,重新学习国学,并尝试在贺家土开办免费的幼儿国学培训班。“我对儿子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不想其他人的儿女也和我一样。”约半年后,两位对国学感兴趣的朋友将儿女托付给了邓菲,邓菲也开始了“在家教学”。

传承中心的对面,便是银海学校,谈话中下课铃的响起,让校园变得喧闹起来。童心对当前的应试教育不满,这也是当初带儿子离校的原因。“应试教育的教学主要是传播知识、科技,却忽视了孩子的人文素养,造成了孩子人格、心理上的缺失。”

2011年6月,为了有更高的事业平台,何山离开株洲,前往省电台主持读书节目《声音图书馆》,每天向听众介绍一本书。很快,这档节目得到了认可,收听率一路上升,最终达到了同时段的第一。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这是他热爱的节目,但一年后他还是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单位里各种各样的会太多了,他受不了那样的拘束。

因为是全日制教育,邓菲长期与学生居住。与在湘潭的丈夫两地分居,丈夫本就不同意她折腾这亏本的生意,矛盾越闹越大。

几个孩子坐成一排,何山带着他们诵读。他计划用四年时间教他们背诵并默写儒家原典“四书”(受访者 供图)

长沙新东方培训学校的一名负责人听说后,立马邀请何山去学校教书,教考研培训里的中国近现代史。

记者:对于女儿,您怎么规划她的教育?会让她走现行教育体制外的道路吗?

何山,戴着黑色圆框眼镜,身着长衫,手持折扇,俨然一位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记者 张媛 实习生易汗文 摄)

“应试教育的问题就是一刀切。”2010年开办了斐谦学堂的朱景明认为,幼年教育最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人文素养和人格的培养,其次才是知识的学习。“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反思现行教育的弊端,未来教育必定朝着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这些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个严肃又有趣的“先生”。其中一位学生的父亲告诉何山,自己有一次问孩子“谁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时,孩子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何老师”。另外一位8岁的学生,在教师节那天学校要求画下“最喜爱的老师”时,画了一幅“何老师上课图”,何山体会到了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全国两会过后,朱景明眼中终于出现了难有惊喜的光芒。同为朱姓的本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政协会议上阐述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提案。

让肖英不满的是,经济水平较高、环境宽容的株洲,新式教育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国内许多城市新式教育都得到认可,在成都一些优良的新式教育可以读完高中,郑州某区还把新式教育融入到教育体系中实践。”

何山其人

逃离应试教育

希望认真带几个孩子,在他们经历一些人事后,可以认识经典的魅力和古人的智慧,想起我这个人能记起“师道尊严”几个字

肖英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理念是,个体意识已经觉醒,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她对传统教育的流水线生产深有感触。“基本上就是统一教育,把班上的几十个人化成一个人,这样更容易完成教学目标,很少有老师真正去关心孩子心理的需求。”

邓菲曾是国企工人,上世纪90年代跟随下海潮流,在芦淞服装市场经商,赚了盆丰钵满。不过她却发现,别人赚了钱,都是去吃喝玩乐,自己对此却毫无兴致。

对坐茶话,何山对国学经典里的辞句顺手拈来,而他将修养形之于外的生活格局也惹人注目:一面书墙整齐摞满典籍;阳台上盆栽错落有致,那盆高约半米的兰花据说养了五六年;甚至远在城郊,他还和朋友们一起养了一匹马。

即便入不敷出,朱景明还是把学堂搬离了喧闹的荷塘市区,去到更为清静的大京水库,即便那里的租金更高。

下一页:谈国学教育 “希望孩子们有一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邓菲说,家里所教的孩子,均是熟人介绍过来。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些家长就越发感受到试的压力,他们怕孩子以后竞争不过受应试教育的孩子,就接回送进了现在的体制内学校。

“相比与以前,越来越多的人均已意识到国学的重要性。”朱景明说,其实身边很多家长都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传统教育有问题,但都认为改变不应该从自己开始,都期望别人站出来,改变得差不多了,觉得有效果才站出来开始。”朱景明说,“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

邓菲也面临一连串问题,从事“在家上学”教育恰好十年,因为多年无偿为幼儿园、小学赠送国学、西方经典书籍,她欠下了十余万元的债务。在汇达花园小区,邓菲租下了三套房子,每月仅租金就需要支出5000多元。“现在学生多了,我的情况才好些,以前就几个学生。”

阔别十余年,儿子已参加工作,童心回头再看带儿子离校时的状态,他觉得儿子“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解脱出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完全释放了我的人性,在寻找真正的自己”。

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关于“新式教育”的提案,又让“新式教育”受到了关注。

不被接纳的身份

何山享受教学的过程,童子三四人环绕而坐,他带孩子们诵读,和他们聊天玩耍,率真自然。“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描绘的美好教学场景,亦是他的向往。

肖英说,我们很少给孩子定制规矩,束缚他们,我们教的是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儿子的良好成长让童心坚信体制外教学的可能,“国学不是站在了传统教育的对立面,而是一种互补的教育方式。”

记者:近几年,官方到民间都越来越重视传统国学,私塾教育也一度很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的兴起?您开办“籥山学堂”有何心愿?

广播节目“何山夜话”曾在株洲红极一时,但现在,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山的归宿,一定让他的听众深感意外。“一位私塾先生”,————这样的身份,对现代人而言多少有些陌生和意外,但对何山而言,这样的身份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人生求索道路上的重要蜕变。

如今,何山先生的微博介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一个教书的”,低调,也不乏自得。

如今,这个被何山自诩为“小小的、慢慢来”的学堂,已经开了半年,共有14名学生,其中长沙10名,株洲4名。这半年,有一名学生因为年龄太小没能坚持,另有一名学生被他开除。“开始是学生选先生,一年后要先生选学生。”他这样解释。他收取的学费并不便宜,一名学生1万块钱1年,不过,家境清寒者免收。

谈国学教育

抱怨教育体制的一些弊端是没用的,承受现实的压力也是她人生必经的修炼。有些事不可能突然就改善,如果将教育弊端比喻为高山,不管爬过去也好,绕过去也好,“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现实不会为某个人而改变,关键是要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拿自己有办法”。

在株洲,新式教育得到社会、体制认可似乎还遥遥无期。

我们习惯了用金钱和收入去衡量成功与失败,但如果用它来衡量教育,那会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形势造人,在当前大环境下,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如何去追逐社会地位、金钱。童心认为,现在早已不是一离开体制就没法生存的时代,选择的多元化,可以让孩子的未来更自由。“我不想孩子迷失在制度教育浪潮中,同时也为了证明,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准确地说,何山先生从株洲电台辞职之后做过的事情有以下这些:去省电台开办读书节目,在考研培训机构新东方教书,去湖南教育电视台录制电视节目,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读研究生,最后,他办了一家叫做“籥山学堂”的国学私塾。

何山并非出生书香门第。1980年,他出生于甘肃定西,家里没什么读书人,唯有外公曾参加抗美援朝,能说些故事给他听。

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类似于家教性质的课堂。起初,何山是为了教自己4岁的女儿诵读经典,但又担心女儿一个人学提不起兴趣,自己也因亲近而树立不起权威,才又找了另外几个小孩一起学。这几个小孩的父母,都是他的朋友,对他了解且信任。

学籍成了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朱景明教过的大部分学生中,要么会在进入体制学校前离开,要么是在学校办了休学手续,保留了学位,再进入学堂。

在童心看来,应试教育让学生在社会中生存,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国学则是教学生做人。如今在社会浮躁、金钱至上的大背景下,人们只在意如何生存,却抛弃了传承千年的国学精髓。

“我们习惯了用金钱和收入去衡量成功与失败。”邓菲说,但如果用它来衡量教育,那会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下一页:何山其人 少年成名,却难得清醒

3月11日,广夏路株洲国学传承中心。红木雕栏,古竹经书,童心提前泡好了茶,舒缓倒了一小杯,往我面前轻轻信手一放,温文尔雅的书生意气显露出来。

开馆大半年来,“籥山学堂”的首批学生已能背诵并默写《大学》,及《论语》的两个篇章。但何山并不讳言学堂教学的实验性,认为它是众多补充现行教育内容的探索之一,“探索的效果如何,有待时间的检验。”对于这种探索,他说会把控不让它走向大批量、功利化的流俗,“我不会做大,而是想做久。”

出了书之后,处在巅峰的他却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于是向单位请假,前往复旦大学旁听3个月的文史哲课程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小事情”。小小的学堂,小小的先生。在他的“籥山学堂”正式开学前,他就曾在微信里回顾自己此前的一些零散教学经历,并动情说:“现在,我终于可以小声,但坚定地讲一句,是的,我是一个私塾先生。”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些家长就越发感受到考试的压力,他们怕孩子以后竞争不过受应试教育的孩子,就接回送进了现在的体制内学校

方舟书院几名孩子在种植物,相比于文化知识和科技的传播,幼儿教育应该更重视人文素教的培育(受访者 供图)

我们说,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样子,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样子,如今的中国人作为大国公民,应该有怎样的样子?梁漱溟先生是我的“男神”,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国学经典不是拿来读的,而是用来活的。所以大国公民应该怎样?我认为就是从经典里活出来的样子,《论语》里说的“温良恭俭让”就是很好的一副画像。我希望我的学生有这个样子,有儒者之风。

该负责人称,“特殊类民办教育,和艺术班、技能培训等不同,如何审批不太好鉴定。”近年兴起的新式教育机构,国家没有相关法规来进行审批,目前株洲还没有一家私塾通过教育部门的审批。

台下这些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考研的年轻学生,也激发了何山自己的心气。一方面,他多少觉得“有点不安”,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希望能更系统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于是他悄悄报考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系的研究生。

一个简单的中国读书人

“希望孩子们有一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童心在暴发户的心态中迷失了自己,不久之后,在一些朋友的怂恿下,童心染上了赌博,越陷越深,很快就输得一无所有。

对当时的这一举动,童心说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我不想让他们重复我的困惑,而现在的教育不能完全给他们提供答案。”

邓菲出生在1962年,几年后文革开始,她目睹了国学被当成老旧思想事物,被批判消失。童心认为,国学出现了三十年的断层,在株洲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人提起,但还是难以进入大众视野。

后来童心偶然接触了国学,童心远离了利益熏心的社会,潜心读书,身心和生命得到了救赎。

新式教育在株洲,并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目前株洲还没有一家私塾通过教育部门的审批

这只是一颗种子。随着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增加,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修读中国哲学研究生的他,有了更大的想法。

他说自己与读书结缘,是小学时在邻居家偶然翻看了一本《文史知识》杂志。他清楚地记得,杂志封面被撕,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可他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当时他才八九岁,被历史与文学的魅力吸引,之后爱上了阅读。

在汇达花园小区,我见到了54岁的邓菲,她一身朴素装扮,头发松散地在后面束一个髻,说起话来温柔快速,身旁的桌子放着《论语》、《十万个为什么》,身上优雅古典气质淡出,让人无法相信她曾是一个在市场打拼的女商人。

新式教育的探索在株洲早就蠢蠢欲动,而因制度教育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因此国学教育的实践尤为突出。

2015年6月,经过深思熟虑后,何山决定认真考虑自己的教书事宜。半个月后,他在自己的微信号发出了一条简短微信:“这些年亲师取友努力用功,于中国学问多少有些心得。因此决意下半年开始抗颜以为人师,专意教学。”他强调,我丝毫不想做大这件事情,只希望认真带几个孩子,在他们经历一些人事后,可以认识经典的魅力和古人的智慧,想起我这个人能记起‘师道尊严’几个字。这件事才开始,慢慢学,好好做。"

3月11日晚上,我来到天元区何山的家里,观察了他的课堂。四个平均年龄为7岁的学生,拥进书房掀开钢琴盖一顿乱弹,嬉闹着跑回客厅又撞倒了小自行车。之后,他们用2小时读熟了《论语·八佾篇》的七八则“子曰”。当他们盘腿而坐跟着何山一起诵读时,我又发现,这些活泼的孩子,竟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儒家经典《大学》。一旁的何山,戴着黑色圆框眼镜,身着长衫,手持折扇,俨然一位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

一位学生的父亲告诉何山,自己有一次问孩子“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时,孩子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何老师”

他后来决心办起私塾,或多或少与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文化使命感有些关系————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也避谈“使命”二字

而在千里之外的大理,全国一半以上逃离应试教育的家庭最后汇聚于此,让大理成为新式教育追梦者的“圣地”。

肖英的学生家长以大学老师最多,“他们知识水平较高,对应试教育的弊端看得比较透切,对新式教育也看得比较开放。”

邓菲从事的“在家上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合法化。

2014年底,株洲斐谦学堂,一名孩子在阅读古诗词。这些教育实验者认为,传承数千年的国学精髓,正好可以弥补应试教育存在的人文素养缺失问题(记者 汪成摄)

在肖英书院一次普通的课堂中,西西和小伙伴们还刚刚完成了一次动物喂养的经历,为的是弄清楚动物的习性,这个在家上学的女孩,还经常到户外去采摘认识植物,体验着和幼儿园孩子不一样的生活。

让孩子回家

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样子,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样子,如今的中国人作为大国公民,应该有怎样的样子?

何山为自己的课堂设定了严格的“教程”,一周一课,分四年读完儒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时辅以绘本、沙画,亲近自然等内容。他的期许是,四年后这些孩子能背诵四书,能手写繁体字,会标点古文。最终目的在于,开启他们求知的兴趣,畅达他们的性情,并让他们习得恭敬谦卑。

在株洲,早就有一批人怀着对教育自我救赎的心态,努力撬动着坚如磐石数十年的体制教育。他们追寻实践着 “更舒服、更自由”的“新式教育”,让小孩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把青春童真葬送在无聊的考试中。

邓菲记得,刚开始为了让孩子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株洲四五十所幼儿园,免费给幼儿园送资料。“可是当时国学跟传染病一样,没有一家幼儿园愿意接受我的资料。”后来经过再三寻找,她得以在一所幼儿园里免费教学国学。

何山:传统的国学热起来,这首先是一件好事,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国家逐渐富裕强大起来,但精神风貌似乎滞后了,大家也想去传统国学里寻求解药。

在这样的选择背后,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童心的儿子毕业后,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不过他坚信,自己教给孩子的东西将让他们终身受益,带给他的影响会在生活中慢慢显露出来,健全的人格、强大的意志力是人生道路中的关键因素。

更大的困境是,新式教育在株洲,并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相关负责人认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此,不但这些私塾是违法办学,送孩子来接受全日制读书教育的家长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何山为自己的私塾取名“籥山学堂”。“籥”是中国古代的竹制乐器,虽非演奏的主角,却能与几乎所有乐器搭配,达到整体的和谐。他开学堂的宗旨亦如此,“不是对现行教育的反叛,而是对缺失部分的补充。”而“山”字,则既有“学如登山”的寓意,也有“高山仰止”的理想情怀。

应试教育以成绩为导向,缺乏人格培养,压抑学生个性,因而引发了人们新的反思。

我在邓菲家里看到了她的学生杜孟轩,杜孟轩在这里呆到了8岁,不久前进入体制小学直接就读三年级,他彬彬有礼向我们问好。刚入小学时杜孟轩还有一些不适应,一个月各方面成绩就跟上了。邓菲说,“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没有体制里的约束,他们想象力更丰富,创造力也更强。”

朱景明认为应试教育毁了很多孩子,他曾经一个长沙的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在学校里受到各种歧视,读完5年级后执意离开了学校。在学堂2年多却学到了很多,重新找到了自信。“批量生产的教育,对许多人并不公平,有些孩子的天赋很好,但就是不能适应传统的教育模式。”

高中毕业后,何山来到株洲师专(现已并入湖南工业大学)外语系读书。他小时候喜欢听广播,经常模仿电台里播音员的声音--如今坐在我们对面,他还能随口就惟妙惟肖地模仿一段新闻联播。凭着这样的特长,何山不仅成为了学校里知名的学生主持人,还在大学第二年,就受邀到株洲电台一档节目做学生嘉宾。之后,他留在株洲fm98.4,打造了名噪一时的“何山夜话”栏目。3年后,他又出了书,在省内8所高校做了场场火爆的演讲。

作为教育领域的改革者,14年前,朱永新以一己之力发起民间教育改革行动“新教育实验”,强调教育的价值是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人的学习会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好的教育应该是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坚持与曙光

下一页:矛盾的家长

何山:我大概还是会让她接受现行的教育,完全脱离现行教育体制,走不一样的道路,需要巨大的勇气,作为普通的个体,我不确信自己就有那样的勇气。

十余年前,童心因不满应试教育,带着儿子逃离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均“在家上学”

他的学堂 缘起要教自己的小孩

下一页:本土知名主持人何山辞职后,办了家国学私塾

童心很早就深知国学的力量。他年轻时考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株洲冶金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601厂,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在最初的商业大潮中立即如鱼得水。当时他一个人就能造出一整台的机器。他回忆说,“光靠着承接机器制造,他的业务量多得不得了,最好时一个月的收入就有1万多元。”而当时“万元户”还是一个人们口中艳羡的 “概念”。

或许在株洲,新式教育短期内突围几乎不可能,但无论成败,这些能够真正投身新教育实践的人,都是已经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的勇士。

邓菲说,美好的东西,莫名有一种力量让人去坚持。

“学生数量本身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新式教育并不具备大班教学的条件。如果人数多了,又会回到应试教育所面临的‘一刀切’问题。”朱景明说,新式教育是针对不同的孩子提供不同的教学方式,每个老师精力有限,人数多了肯定顾不上来。

矛盾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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